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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类四

新胜公司月薪过万,儿童成长陪伴师是育儿救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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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老妈,有时雇主6岁的孩子这么称呼余芬。某种程度上,这个称呼代表着,余芬的工作得到认可。但每次听到这个叫法,她都会局促起来,“我毕竟不是他的妈妈”。

26岁的余芳,已有三年多儿童成长陪伴师(以下简称“陪伴师”)的从业经验,服务过上海、广州、南通等地多个家庭。课业辅导、陪伴游戏,引导儿童行为习惯等,都是她的工作内容。

在游戏世界,想获得好装备、更快升级,没时间可以请一个游戏代练;现在,家长们想让孩子全面发展,有优异成绩,没时间可以请一个成长陪伴师。近一年多来,这一新职业在社交媒体上走红。

然而,尽管有了陪伴师的介入,不少家长依然深陷焦虑的泥潭,对这一职业也存在诸多期待与疑惑。有人觉得陪伴师的出现能够拯救亲子关系,也有人质疑陪伴师是在“双减”政策之下翻版的家庭教师。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,陪伴师存在的合理性有待商榷。

作为家长主动邀请的“闯入者”,不少陪伴师告诉记者,只有真正进入一个家庭,才看到当中的脆弱,以及孩子的真实需要。

“陪伴”职业化

经过电话面试、面谈、试课等一系列流程,有10年教培经验的王丹丹成功入职了一个双胞胎家庭做陪伴师。

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双胞胎女孩,读小学之前,父母忙着创业,她们日常由育儿嫂照顾着长大。相处几天后,王丹丹很快发现问题,孩子情绪容易突然爆发,生活也中几乎不说“对不起”“谢谢”。

这也是放下事业、全职陪娃的妈妈,坚持要雇个帮手的原因之一——帮孩子养好习惯和品格。

陪伴的过程中,王丹丹要不停提供“情绪价值”:之前从不分享的妹妹,愿意和姐姐换着玩桌游,王丹丹不仅当面夸奖,还写了一封长信发给雇主;对于输掉的牌局,一贯好胜的姐姐说了“没关系、还有下次”,王丹丹立马称赞;孩子写作业时,笔记认真,也会收到她的表扬……在王丹丹看来,这些语言都是塑造孩子品格的重要反馈。

晚上7点半从别墅出来,王丹丹的工作还没结束。回家后,她要再花上两个小时对孩子当天的表现复盘总结,整理成文发给雇主。

面对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和需求,陪伴师的工作是一场私人订制的服务。

招聘网站上不断出现的“儿童成长陪伴师”需求

有的家庭请陪伴师,是想解决让家长头疼的作业问题。北京一位陪伴师被雇主要求,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。此前因为孩子常常无法按时完成作业,父子之间已经爆发过多次冲突。

入行以前,杭州的小慧以为陪伴师和家教类似,接触后发现,陪伴师的工作内容更为复杂。她不仅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,还要关注孩子情绪,并为孩子制定个性化的成长计划。

小慧工作的第二个家庭,孩子的父亲常年出差,妈妈在创业,小慧成了和孩子相处最久的人。“我基本上就围着他们转,陪着玩游戏,生活方面也要搭把手。”

95后余芬入行第一位陪伴的是读幼儿园中班的帅帅——一个在幼儿园上课时需要专门有老师或者生活阿姨拽住的男孩。做心理咨询师的爸爸和金融从业者的妈妈看中余芬年轻,他们想找一个有精力的陪伴师陪着精力过于充沛的孩子,“父母完全不知道对这样的小孩要用什么方法”。

户外活动时,余芬从不和其他阿姨闲聊,只跟着帅帅走,帅帅必须一直在她的视线里,因为帅帅有过走丢的经历。

进入家庭后,余芬发现,之前的育儿嫂没有在交往行为对帅帅进行引导,帅帅在某些方面有些过于自由:比如撞到别人毫无反应,不肯排队;在一次幼儿园的展示活动里,因为着急上台,帅帅动手撕了其他小朋友的画作。

父母希望只要孩子健康、快乐、自由就好,一些行为习惯随着年龄增长会自然纠正,但余芬并不这么认为。为了让帅帅有“排队意识”,余芬要刻意反复训练。出门前,余芬总要提问帅帅出去后的注意事项,“玩的时候一定要排队,要让别人。”

余芬到帅帅家一个月,幼儿园老师反馈孩子进步很大,想请家长去学校一对一交流。妈妈只能如实交代,因为家里请了陪伴师。

还有一户余芬曾经工作的家庭,有三个学龄男孩,母亲对照顾孩子的生活得心应手,但在学业辅导上实在无法兼顾,只好请一位陪伴师回家和父母合作。

一家陪伴师中介机构负责人把雇佣陪伴师的家长分为三类:忙碌的家长希望陪伴师可以弥补自己因为工作社交,无法每天稳定陪伴孩子的缺憾;不知道如何促进孩子发展的家长,想让陪伴师给孩子更专业的引导;还有一种是孩子身体有问题,需要特教陪伴。

今年9月,在诸暨生活的阿玉发现2岁8个月的儿子进入语言爆发期,她连忙在社交平台上发帖,想找到一位能全英文交流、会情绪管理教育、会开车的陪伴师,为此开出了每月1.8万元的工资。

阿玉工作繁忙,孩子两岁之前,都由育儿嫂和妈妈、婆婆一起照顾。育儿嫂离开后,孩子由妈妈和婆婆带了几个月,她发现,虽然孩子衣食住行不成问题,但学习能力没有很大提升。

身边有人劝阿玉,孩子既然已经上了托班,不用大费周章再请陪伴师。阿玉认为,学校确实给了孩子秩序感以及和同龄人交流的实践,但他在家里的时间更长,有了陪伴师,能在更轻松的环境下,巩固在学校学到的知识。尽早让专业的人士给孩子指导,可以更早让孩子发现学习的兴趣。

一位陪伴师则坦诚说到,儿童陪伴师大部分还是指向K12学习的需求,“教育是刚需,学校回来,小孩的作业总要有人教,要有人帮忙预习,有人带着运动,家长做不到的时候,陪伴的需求就出现了。”

豪华配置之后

王丹丹的工作从下午2点半开始。她和家庭司机一道去接双胞胎女孩放学。在回家路上的半小时,王丹丹给她们讲历史故事、品德故事,因为孩子妈妈希望,孩子度过的每一刻都能有意义。

“19点30分必须完成所有事情,20点开始睡觉,20点30分要睡着。”高效,是雇主对王丹丹陪伴孩子的重要要求之一。最基本的规则体现在孩子们的时间表上,英文学习、作业辅导、游戏互动、户外运动……每一项,时间都准确到分钟。

陪伴师小慧做的一周计划表 受访者供图

余芬为幼儿做的一周计划表 受访者供图

设计幼儿的一日流程、周计划、月计划这类表格,几乎是儿童成长陪伴师的职业标配。有的计划表细致到要专门列出孩子的洗头时间。有的家庭会要求陪伴师严格执行计划表,甚至具体到每天书看到哪一页。

小慧第一次陪伴的孩子只有两岁半。她照着网上早教计划表和一日流程表做了计划,预想孩子应该能按照时间表配合,但跟孩子互动后发现,她原来设计的很多活动没办法开展,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。

在工作的第二个家庭,雇主要求小慧及时了解每天幼儿园里开展的活动,以便研究孩子在哪些方面可能没获得发展,再做额外补充。“比如今天体育活动参加得不够,晚上我就多陪孩子做些户外运动,如果参加一些艺术活动没完成作品,我就帮助她把这些作品完成。”

大部分陪伴师陪伴的孩子年龄集中在3-10岁,不过也有例外。

成都的陪伴师阿冰第一次做陪伴师,遇上的是一位辍学在家、患有抑郁症的16岁少女。走进她位于17层的家,窗外的防盗网让阿冰吃惊。

女孩总是待在反锁着的房间里不愿意出来。门上贴着的几张A4纸上,密密打印了100多条要求:必须敲门同意才能进;听到了尖叫,敲门要说“小姐,请开门”;如果得到回应,就开门进去,叫“小姐”三遍没有回应,就不准再叫……

雇主对阿冰的要求是,看护好女儿的安全,开导情绪。女孩在房间里一有动静,女雇主就催阿冰去看看什么情况。阿冰明白,自己是替家长看着孩子,“不要有自残的行为”。

陪着打游戏、陪着出去锻炼,女孩过得日夜颠倒,阿冰也跟着一起熬夜,有一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。

雇主还有个读小学的女儿,为了小女儿不受影响,父母和大女儿住在一起,小女儿则跟外婆在20公里外的一套房子生活。

阿冰只见过姐妹俩一起吃过一顿饭,但饭桌上气氛紧张。姐姐大声抱怨菜饭菜难吃,说了脏话,妈妈想要劝慰,被姐姐咒骂。父亲的情绪被点燃,女孩也满脸怒气从厨房拿刀出来。

没过多久,因为感到家庭氛围太过压抑,阿冰选择离职,她是这个家里请的第四位陪伴师。

按照一些中产家长们给孩子规划好的最优教育路径,上国际学校,高中出国读书,之后继续申请国外大学,英语算得上最迫切的需要。余芬在陪伴师市场里有绝对的竞争力——她英语专业毕业、考过专四专八、有高中英语教师资格,又有教培经验。

在闵行一户人家面试时,家长告诉余芬,希望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英语交流的环境。但一个月下来,余芬依然没明白这个家庭的核心需求是什么,她猜想自己会不会只是他们装点门面的工具人。

余芬每天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车上,跟一年级的男孩和二年级的女孩去各种培训班。语文、数学都去了专门的老师家补课,留给余芬辅导英语作业的时间没有多少。

“关键并不需要我送他们去培训班”,雇主家有专职司机,余芬在车上的作用,是帮着孩子“磨耳朵”,路上用英文沟通。从别墅区的家到城区中心的国际学校,单程要一小时,每天早上见到在车里睡着的孩子,余芬不忍心叫醒他们。

在余芬看来,这种看似高效的安排有些过头,“小孩也要有喘息的时间。”小男孩的身高不达标,身体情况跟不上密集的学习安排,应该增加休息时间,而不是早早加入“鸡娃”圈子。

早上6点30分起床,先看半小时瓜瓜龙动画网课,再去学校;幼儿园放学后,去学街舞、游泳;7点回家,再由余芬陪着学习两小时,晚上10点30分睡觉——这是南通一名国际幼儿园大班孩子小豪的日程表。每周五下午是余芬的休息时间。这段时间,小豪要去另一位老师家里补习英语。

一位江苏的陪伴师分享自己的经历,雇主要求她带孩子做语文阅读。这位陪伴师觉得孩子字认少,连读书都不会,更谈不上阅读理解,“没有基础,怎么拔高?”

成都的陪伴师阿冰发现,比陪伴小孩更困难的是与家长的沟通。有的家长对孩子要求过高,有的则过于溺爱,还有的家长对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,这些都给陪伴师的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。

阿冰工作的第四个家庭,父母长期出差在外,孩子由奶奶带大。6岁的小孩还不能自己主动穿衣、刷牙,吃饭要大人用勺子喂。女主人想请一个和自己站在同条战线的陪伴师,对抗孩子奶奶的教养方式。

有时雇主没有按照商定好的策略来照料孩子,会让余芬觉得在工作日下的功夫白费。比如帅帅入睡困难,余芬制定了入睡训练,要求周一到周四帅帅睡前不能看视频,但妈妈有时会把Ipad送到孩子床边。“虽然从教育学上讲,偶尔一次没事,但我也有希望自己能轻松一点。结果轻松两天,就又倒回去了。”

余芬更怕的是,家长辅导功课后带来的返工。妈妈有时候陪着作业,做不完,余芬第二天还得带着返工。做不完的作业每天堆积,周末又有新的事情,小孩就会闹情绪。

缺席的家长

余芬有时会充当起家庭的减震器。父母不愿意让管教引发的矛盾破坏亲子关系,就让余芬扮演起管教者的角色。“父母想要高质量培养小孩,但他觉得做不到,陪着陪着就开始吵架了。”

疫情封控时,帅帅家的钟点工阿姨不能上门,爸爸妈妈宁可一个人做饭,一个人打扫家务,陪孩子玩的还是余芬。

“妈妈觉得沟通起来会影响亲子关系,由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更好些。”在小慧工作的第一个家庭,雇主也希望小慧作为帮手,执行妈妈的安排。

一位上海的陪伴师说,每次休假回来,家长经常第一时间向她道歉,因为他们在带娃时,孩子不小心受了伤。这位陪伴师感到有些尴尬,“孩子明明是她的嘛。”

有时候,陪伴师小慧比父母更敏感地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。刚上幼儿园的孩子,从学校回来后,变得不愿意和小慧做游戏。“他每天回家就不是很开心的状态”,幼教出身的小慧捕捉了孩子的变化,打电话给老师,询问她有没有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游戏,是否在学校遇到困难。最后,小慧地判断出孩子出现了入园焦虑,自己则要帮助孩子及时进行调整。

小慧也会被孩子过度依赖。3岁多的女孩不能自主入睡,得小慧讲故事哄她入睡。一段时间后,如果小慧不讲故事,女孩就无法睡觉。

回想起在闵行陪伴的那对姐弟互殴的场景,余芬感到后怕。余芬记得家里的阿姨说,她亲眼看到,在学校拿了文明奖的弟弟用烟灰缸丢向姐姐,差点砸中姐姐的眼睛。

“老师没关系,他们不听话你就打”,尽管家长口头上对余芬放权,但她不敢妄动,“我不能真的像他们的妈妈一样,接管父母的工作。”

“家长从没觉得小孩之间打架是件很严重的事,爸爸甚至会淡淡地说一句,是不是姐姐又欺负弟弟了。”在余芬看来,正是家长的纵容让姐弟之间打架的恶劣程度逐渐升级,长此以往很难纠正。尽管每天坐着豪车出入,也得到雇主夫妻的认可,余芬还是从几乎每月都在换陪伴师的豪宅里离开了。

雇主们创造和遵循着一套规划栽培孩子的模式,在一些家庭中,陪伴师余芬从未成为他们请教孩子教育相关问题的专业对象。

为了让小豪提早适应一年级,南通的雇主没和余芬商量,直接给孩子报名了幼小衔接班。因为课程进度太快,孩子出现了厌学情绪。

小豪和妹妹的父母在非洲创业,奶奶和外婆带孩子们在国内。余芬给海外的家长发微信沟通,希望能减少孩子补习时间,没有得到同意,“家长会说,这样钱不就白交了吗?”

小豪妈妈得知孩子的一位同学英语口语特别好,便向对方家长打听报了什么课外班。得到的回复是,只要做到学校里外教教授的内容回家准时复习、坚持练习即可。余芬早先就有过复习的建议,但没有被采纳。

当初面试时,有211院校毕业的学生,还有留学生和二本毕业生余芬一起竞争。余芬的报价最高,每月15000元。最终,家长还是选了余芬,她以为对方看重的是自己的经验和专业。

真正进入工作,余芬却总是感受到一种不信任,这让她感到挫败,“陪伴师该是家长的帮手,但他们并不认为陪伴师是专业人士,只是请一个家教而已。”

因为无事可做,余芬在南通工作时每个月在游戏厅充值1500元,早上滑冰,下午就在游戏厅度过。工作四个月后,原本签了长期合同的余芬提前结束了工作,“这份工作实在找不到自己的价值。”

“小孩如果没有被引导好,就是你的能力不匹配,我们不需要你,换下一个老师,家长从来不找自己的问题。” 一位陪伴师吐槽道,将儿童的表现和陪伴师的工作效果粗暴挂钩并不公平。

和一些的孩子相处一段时间后,他们会喊余芬叫余老妈,余芬有些介意这一点。“他们把对父母的情感寄托放在我身上,并不是一件好事。一方面说明我跟他感情好,但另一方面,是不是说明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多?”

有阵子,余芬进入了瓶颈期,变得焦虑又自我怀疑。“我真的能帮助得了孩子吗?”她想不通,明明自己已经给雇主出了建议方案,但家长没有改变。“做陪伴师时间越久会发现,有些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,也不是一两年能解决的。”后来,余芬不断告诉自己,养育的主权还是在父母的身上。

在2022年起开始落地实施的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中,也在强调亲子陪伴、发挥父母双方作用。

在余芬看来,有些家长追求的“高质量陪伴”走到了岔路,“不是说我们今天学了100个单词,就是高质量陪伴。”

“高质量陪伴不一定是天天的,可能有的家长很忙,哪怕说这一年只给小孩一两个小时,这段时间里你们可能在家里玩捉迷藏,或者两个人去骑自行车,不一定要花很多钱。是你在听孩子说话,我们有平等交流的权利。”余芬说。

“发育”不完全的行业

要做陪伴师,你最好长相普通,没有过分漂亮,但也算不上丑。不要太高,不要太矮,不要太瘦,不要太胖,不要单眼皮、不要牙齿不整齐、不要属虎、不要脚大,不要长痘……一位95后陪伴师细数自己见过的各式家长的要求。余芬在视频面试时因为偏胖被刷过,雇主担心她在做游戏时追不上孩子。

即便雇主的要求千奇百怪,在上海和北京两位陪伴师中介负责人的观察中,从去年开始,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陪伴师的行业。

钱多、事少,是不少人对陪伴师初印象。余芬了解到,今年在行业内收入最高的陪伴师达到了一年税后工资84万,但不同陪伴师之间薪资浮动差异巨大,从几千到几万不等。“高收入对老师要求特别高,从学历、语言能力、生活背景、工作经历经验,给孩子带来的附加服务,非常考验综合能力。”

余芬想劝退那些对陪伴师高薪抱有憧憬的同龄人,“这个职业的付出,比想象中多得多。”

有一次去别墅面试,工作人员领着余芬看了员工宿舍,是一间摆着四人上下铺的地下室。透过一扇小窗,余芬能看雇主的宠物狗在草坪上享受阳光。这户人家内部有一套庞大的职员体系:专门做饭的阿姨,专门打扫的阿姨,还有一个管家。不过最让余芬不能接受的,是工作得时刻戴着口罩。待了十分钟后,余芬就出来了,“感觉很窒息。”

有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些陪伴师的账号,余芬很疑惑,她们是怎么做到既做陪伴师,又写公号文章,还能直播?自己做住家陪伴师时,几乎没有社交时间。

很多初入行的陪伴师还没找到工作,已经先投入了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成本。

阿冰刚从篮球教练转行时,在家政公司培训考取了早教和育婴师证。真正工作后,她才发现这两个证件并不必需。雇主带着双胞胎女儿出国生活后,王丹丹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。她跑到了几家家政公司,发现几乎都是把育儿嫂的课程直接改个名字。小慧也经历过几种套路,有的平台要先收服务费,再给推荐家庭、安排面试、提供上户指导;有的说不收中介费,但反复推销课程……

儿童成长陪伴师,尚未列入人社部的相关职业目录。是陪伴师,还是保姆、生活阿姨、育儿嫂,家庭教师?对于还在起点的行业,不论是雇主还是陪伴师自身都对职业的定位不够清晰。

而陪伴师对这份工作更困惑的是,职责范围被随意扩大。

第三份陪伴师工作开始前,阿冰和雇主谈好只管陪伴孩子,不负责做饭等家务。等到真正开始工作,对方又希望阿冰能照着小红书学做菜,但绝口不提加工资。在浦东做陪伴师时,余芬被雇主要求给孩子洗衣服、整理房间、倒尿盆。余芬开玩笑说,自己像地主家的丫鬟。

还有陪伴师被雇主要求“被小孩打骂不能还手”。小男孩喜欢把校牌抡起来甩,他的陪伴师在管教时打了孩子手背,被家里的司机向雇主告状,说陪伴师情绪不稳定。

“我不只是陪伴孩子,更是全身心陪伴这个家庭一起成长。”做陪伴师时,王丹丹迫切地感到,需要有一个属于陪伴师的社交网络。因为“月薪四万”的标签登上热搜后,王丹丹建了一个陪伴师社群,已经有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陪伴师加入。她们在群里分享工作资料,也不时分享和雇主相处并不愉快的故事。

王丹丹组建的陪伴师社群

离职很久后,阿冰才在朋友圈里读到她第一个陪伴的16岁少女的成长故事。父母都是公司高管,要求孩子样样完美,一次考试后,考98分的女孩为自己失误的2分顶嘴,被父亲灌了辣椒油,还因此住院。

原本在阿冰看来,女孩丰盈的物质生活令人羡慕,喜欢玩cos,家里就有上百套cos服装、几十顶假发,稍有不顺心,妈妈就会给她买来名牌包袋、手表。为什么孩子会这么不快乐?读完那些朋友圈里的文字,她突然理解了女孩的叛逆表现。

陪伴现在的家庭两年后,阿冰发现对自己陪伴孩子的感情愈发深厚。“有时候我把他当做儿子了”,孩子感冒发烧,阿冰也心痛地流泪。

最近一次去篮球课的路上,男孩对外婆说,现在全家有6个人。正在开车的阿冰觉得很惊讶,除了爸爸妈妈、外公外婆,他把阿冰也算在家人里。

不过,考虑到未来结婚生育,阿冰计划着再继续陪伴这个孩子三四年后,就放弃陪伴师这个职业,“他会是我最后一个客户”。

不过,在王丹丹的观察中,已婚已育的人做陪伴师更有优势,“家庭关系是复杂的,陪伴师突然进入一个大家庭里,要跟孩子相处,跟整个家庭相处,需要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。”

每当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咨询王丹丹做陪伴师的经验时,都会她被泼一盆冷灰,”刚大学毕业,社交关系还没建立,就进入一个家庭里,社交关系全封闭了,你先提前仔细想好这件事。”

今年,余芬和姐姐合开一家陪伴师中介机构,帮助有需求的家庭匹配陪伴师。她们有过收了定金又退回的经历,因为感到无法匹配家长的需求,“他想要的是太理想化的陪伴师。”

“这个行业做得越来越大,要去规范一些东西。”余芬说。

余芬知道,就现在的市场而言,能够支付陪伴师费用的家庭依然是少数,但她期待着自己能做出流程和体系,成为一个标杆,有能力提供普惠性项目,“陪伴的服务不是有钱人的专属,每个家庭都可以具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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